还原北京的历史细节
12月22日，北京市文物局在京发布最新考古研究成果，介绍了新宫、琉璃河、金中都、北京长城、故宫、“样式雷”家族墓地等大遗址考古方面取得的系列成果。
新宫遗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街道，是一处夏商时期遗址，呈现出多元一体文化融合的现象。它的发现填补了北京城区夏商阶段历史文化面貌的空白。
新宫遗址出土的金耳饰、绿松石串珠、红玛瑙珠 北京市文物局供图
“三千多年前的北京人，可能在这里举行祭祀。”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韩鸿业介绍，在接近内壕中心位置，发现一处平面大致呈同心圆的夯土遗迹，由内及外三圈，填土不同区域发现有集中陶片、烧迹和有意摆放的石块等。此外，还发现疑似人祭的现象。
DNA是生物体一切遗传信息的载体。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宁超通过对琉璃河墓葬出土人骨的DNA分析，还原了三千年前的西周燕国古代人群的埋葬方式、婚配策略等社会信息。“通过高分辨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我们重建了琉璃河遗址出土人骨的家谱。”宁超介绍。
北京870年的建都史始于金中都。金中都不仅开启了北京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首都的辉煌历程，同时也是金朝历史上最为重要、历时最长的都城。
“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丁利娜介绍，对丰台区万泉寺、高楼村两处城墙遗址的考古发掘，完整揭露出金中都外城墙、马面、护城河等防御体系。
丁利娜说，本次发现的金中都城墙基部宽24米，根据中国古代都城城墙的结构比例测算，当时金中都外城墙高约16米，宏大巍峨。
“此次发掘的马面遗迹是金中都考古的首次发现。”马面又称墩台，是凸出于城墙墙体外的一种防御设施，可供三面攻敌，有效消除城墙防卫死角。丁利娜指出，本次发现的马面遗迹平面呈圆角梯形，外围有包砖沟。这一特征不同于北方地区辽金时期一般城址常见的半圆形结构，面宽较大，更利于城墙的作战与防守。
长城不但是古代的防御设施，而且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北京市市域内的长城始建于北齐，大规模修建于明代，从东到西横跨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区六个区，全长520.77公里。
考古还原了长城营建是如何因地制宜的。“以大庄科长城4号敌台为例，明朝人在营建它时，发现地方不够大，就开凿部分山体，从而获取更大的建筑平面面积。墙体坡度很大，明朝人营建时将山脊开凿成台阶状，以获取平面。”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尚珩说。
“样式雷”是对清代皇家建筑总设计师雷氏家族的尊称。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皇陵等在内的很多家喻户晓的皇家建筑，都是由他们操刀设计的。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利芳介绍，2023年10月至11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一处清代墓地进行了详细的现场勘测工作，发现古代墓葬29座，可分为两处家族墓地。根据地望和墓葬分布情况，结合历史图档及早年调查资料，考古人员初步判断是清代雷氏家族墓地。
故宫造办处内，也藏有一批制造皇家御用器物的能工巧匠。这里会集了清代最优秀的工匠，代表了当时中国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位置在明代的记载阙如，性质不详。
左图：故宫造办处遗址元代遗迹中出土的金元时期风格的瓦件
右图：清代造办处遗址出土的玉器
北京市文物局供图
2020年年底至今，为了配合故宫造办处旧址环境整治工程，故宫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考古部持续对造办处旧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其中最重要的是确认造办处旧址为故宫内又一处元、明、清三代宫殿建筑层层叠压打破的‘三叠层’遗迹。”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吴伟说。他介绍，故宫造办处遗址是迄今为止紫禁城内发现面积最大、遗迹类型最多样、时代序列最完整的遗址区，是近年来紫禁城考古的重大收获，也是紫禁城古今重叠型建筑考古的最重要实证。其考古发掘成果对认识元大内、明代紫禁城的营建改造以及故宫造办处的历史兴衰和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线索和科学依据。
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12月23日 3版
作者：李韵 王笑妃
主编：李韵
责编：王笑妃 杨雪丹